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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朱熹从本体论、心性论角度提出了“天人一理”、“天地万物一体”之说，从而确定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基本内涵和原则，形成了他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一思想可视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最早萌芽。这是最近在武夷山召开的“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部分学者提出的一个新观点。
与会多数学者认为，朱熹提出的本体论的“理”，有两条“理”路，并产生两种不同的社会效应。一条是哲学上所说的理，是属于宇宙观哲学本体论，这个“理”对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另一条“理”是将道德伦理纲常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片面利用后者，来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作为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工具。长期以来，我国学术思想界，对其消极的影响批判得多，对其合乎历史规律的精华挖掘得少。随着历史的流逝，朱熹的理本论思想逐步显示出它的光芒。它继承与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不忍人之心”为根基的“爱物”思想和北宋理学家“与物同体”、“万物无一失所”、“民胞物与”的思想。朱熹的这一思想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是一致的。
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提出：就环境科学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面对人口爆炸、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机，人与自然之间需要有新的环境伦理。此外，还有生命伦理、家庭伦理、社群伦理、全球伦理、企业伦理等都面临着伦理的重建问题。郭教授认为，朱熹的伦理思想对上述应用伦理学仍有其现实的意义，并着重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述：1、朱子“仁说”的新诠———现代生命伦理的创造转化；2、朱子“心性情才”的阐释———现代人全面发展的重大资源；3、朱子“理一分殊”的创识———现代应用伦理学的方法架构。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崔大华提出：理学将伦理关系从人际之间向人与自然之间的拓展，是儒家伦理思想周延的、圆成的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朱熹起了总结性的、最终完成的作用。朱熹一方面在二程的“与物同体”和“万物无一失所”的观念差别之间作了明确的区分和取舍，将理学的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伦理观念从一种纯粹的哲学修养的精神境界，转变为一种具有科学性质的理性认知和可操作行为；另一方面对张载的“民胞物与”进一步将伦理道德感情与实践拓展到人际之外的更广泛的人与自然万物间。这一诠释凸显出朱熹所确定的人与自然间伦理关系的基本内涵是：第一，人与自然万物共处于一个宇宙共同体中；第二，由此可推定，自然万物也应拥有自己的道德地位、道德权利；第三，进而可推定，人应对自然万物负有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朱熹这种以道德原则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理念，有助于新伦理的重建。 福建社会科学院社会所所长黎昕从本体论、价值论、义务论和方法论上，对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了阐述。他认为：1、朱熹的生态思想是通过他对“天人合一”这个命题的论述而展开的。朱熹以“天人一理”的形式对“天人合一”这一儒家传统命题进行了新的诠释，从本体论角度论证了人与自然界的统一。2、朱熹在本体论的层次上肯定“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个“固然”之理的同时，还从价值论的角度出发，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的最高目的。 宇宙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生命之源，而且还是人的生命价值之源。3、朱熹从义务论的角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论述：人人各有其性，但人性与他人之性，与万物之性，是相通的，尽其性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以尽物之性，使物与各遂其性，各顺其性，实现万物多样性的统一，使整个自然界生机盎然，充满生意，这就是人性的体现，也是人类应尽的义务。4、朱熹还就如何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问题进行了阐述。
其方法概括为“执两用中”或“致中和”，也就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要考虑人类的价值和利益，也要考虑到自然的利益和价值，从而在二者之中达到一种平衡。 福建行政学院副教授徐刚则认为，朱熹以“太极为核心概念的机体主义自然观思想”，“理一分殊”哲学论题的生态伦理内涵，“明天理，灭人欲”等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挥。他的这些思想观点，虽然不乏历史局限性，但是对我们今天建立一种尊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平等的新的道德观，使传统道德经过改造创新而转化为一种现实社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道德观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上面学者的论述可知，朱熹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理念是现代生态伦理可资可采的思想资源。还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对保护生态环境，不是只说不做。他在湖南任职期间，曾发布绿化南岳的榜文： “不得似前更行砍伐开垦，向后逐年深冬，即令寺观各随界分，多取小木，连木栽培，以时浇灌，务令清活，庶几数年之后，山势峻深。”（《约束榜》，《朱文公文集》卷100）
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为我们制定环境保护法规提供了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1999年10月国际联合教育科学文化机构提出了《21世纪伦理的共同架构》宣言，其内容有4条，第1条就提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根据本国生态保护的实际情况，在继承和发扬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先后制定出“水土保持工作条例”（1982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年11月）等。这些法律文件中的诸多条文，与朱熹“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孟子集注》）的生态道德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从中可以看出，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在今天还具有生命活力。
这次武夷山“朱子学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厦门大学和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福建南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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